苏轼临终前的一首诗(苏轼临终前写的诗)
勿忘西方。
而在苏轼临终前,他还一直念叨“勿忘西方”,虽然只有4个字,这也代表着苏轼对佛道、对一生的终极领悟:“西方不无,着力即差。”
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,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,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(即乌台诗案)大作文章。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,但末获批准。元枯八年九月,苏轼出任定州(今河北省定县)知事。同月,高太后崩逝,"元佑更化"也随之宣告结束了。
元佑八年九月,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,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。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,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。绍圣元年(公元1094)四月,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,贬为岭外英州(广东省英德县)知事,六月,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(今广东省惠州市)。在惠州的两年中,苏轼生活困窘,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,吃菜也得靠自己种。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,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。他有两句诗写道:"为报先生春睡足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"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,也不因此而丧志,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。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,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。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。儋州在海南岛,是一个人迹罕至,瘴疬丛生之地。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,两地间隔着海峡,两人要分手时,苏轼还打趣说:"莫嫌琼雷隔云海,圣恩尚许遥相望。"
到了儋州,苏轼一贫如洗,为了糊□,他连酒器都卖掉了。可是他没忘了读书,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。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,在田野里边唱边走,作诗自娱。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,闲了就去串门,跟野老饮酒聊天,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。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,但他仍然超然洒脱,并自得其乐。
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正月,哲宗崩逝,徽宗即位,大赦天下,皇太后向氏摄政,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。五月,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,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,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,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,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、富有朝气。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,月在悍江边时,他吟诵道:"我心本如此,月满江不湍。"
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。苏轼北还,经过润州、前往常州时,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,他们随船前行,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。然而,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。建中靖国元年(公元1101年)六月,苏轼卧病常州,七月二十八日,苏轼逝世,一代才子就此陨落,死时六十六岁。
苏轼死因多种多样,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和言论,以及与朝廷的矛盾。他反对旧制度,主张变革,因此多次遭到逐出朝廷和贬谪,最终被流放到黄州。此外,他的家庭和私人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。总之,苏轼之所以死,是因为他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,以及遭到了种种不公和压制。
关于苏东坡的病案,历史资料记载比较详细,清代医家多说是“感受暑湿而自用温补之误治”,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事实。但考之情理,我认为他之所以固执自病自诊、明明吃错药病情危重之后还自以为是,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,归根结底还是东坡先生在医药方面名高自负而造成的。
首先,苏东坡当时得的并非什么不治之症。那是宋徽宗靖国元年(公元1101年),时值酷暑炎热。苏轼从海南贬谪地归来,与热情欢迎他的大书画家米芾一道乘船游太湖。兴之所致,他开怀纳凉、畅饮冰水,半夜即急泻不止,第二天就全身软弱乏力,疲惫不堪。这种情况本当严格禁食肥腻,宜服清热解暑之剂,但苏轼素来喜服温补之药,竟然选用黄芪等药熬粥服食。更有甚者,三日后米芾又设宴款待。盛情难却,苏轼赴宴之后,病势陡然加重,胸膈作胀,继而全身高热不退,齿间流血。
这时他仍不问郎中,自己服用人参、茯苓、黄茋等温补补药,仅二十多天后就与世长辞了。后世医家认为他显然是因为天热冷饮宴食而患了痢疾,按林语堂的西医说法可能是阿米巴性的痢疾。这种病在古代当然算是比较厉害的,当年刘备的死就是“朕初疾但下痢耳!”。可那是三国时代,到了宋朝,中国的医学已经进步很大了,应该说这种病是已经有医药可治了。那么,苏东坡当时为什么没能得到有效的救治呢?
起初当然是因为苏东坡以为自己精通医药,惯常自病自诊。这对于普通的头疼脑热未尚不可,但他在病情危重时还不请高明的专业医生来救治,这首先就得归因于苏东坡太自负于自己在医药方面的名望了。
苏轼诗人因旅途劳累暑热去世